近代中国军队实际使用的大刀型制主要有砍刀型和马刀型两类。
砍刀型是以清代的“短柄刀”为基础演变而来的，刀身长短不一，护手和刀柄型式各异。抗战早期中国军队使用的大刀即是典型的砍刀型。特别是“七·七事变”前后国民党第29军所用的大刀，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北平的工厂中加工的，相对比较统一和规范，质量较好，也最具代表性。这种刀由刀身、刀柄、护手3大部分组成，全刀长一般在900mm左右，质量约为1.6kg。其中刀身分为刀尖、刀背、刀刃等部分，刀刃长595mm，刀身前面最宽处达57mm，后半部宽度明显减小，最窄处38mm，刀背部分长540mm，最厚处5～6mm，刀身前端比较尖锐，上方斜边长76mm。护手为常见的元宝形，分铜制、铁制两种，护手高为90mm、厚为12mm、宽为25mm。刀柄长为215mm，后面的刀环直径约 76mm。至于其他军队所用的大刀以及民间自制的产品，尺寸和型制就多种多样了，质量也参差不齐。马刀型大刀则是由清代“雁翎刀”、“佩刀”发展而来，并继承明代“长刀”的特点，刀型较为细长，且有弧度，刀前部比较尖锐，并明显向上弯曲，与日本刀较为相似，但刀柄与砍刀型大刀无异，多配用反“S”形铜制护手。其特点是可砍可刺、灵活轻便。 1933年的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就使用过这种马刀型大刀。大刀在抗战中的主要对手是日军的刺刀。在观看了各种国产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后，国人往往会认为大刀是克
抗日大刀
制日军刺刀的法宝，实际并不尽然，因为影视剧中很难再现比较真实的大刀与刺刀对拼的场面。例如电影《七七事变》中，有一段赵登禹师长与部下对练，最后用大刀将部下的步枪一劈两半的情节，细心的观众很快就会发现，那支步枪根本没有刺刀，持枪者也没有任何拼刺的动作，只是将步枪当作棍棒来抵挡大刀的进攻，迅速落败自然在所难免。真正的白刃战中，枪刺以迅速有力的直刺为主，目标在对方胸腹，而大刀限于其型制，以对敌上半身的劈砍为主，两者各有利弊。大刀防御敌方的直刺，只有将对方的枪身或刺刀格开，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技巧是不容易办到的。大刀的优势在于刀重势猛，砍上非死即伤，但其作用距离有限，必须尽量贴近敌人身体，因此最适合在工事、房屋、树林等空间有限的环境中使用。而在开阔地形或冲锋时，除非敌人在气势上被己方完全压倒，否则持大刀者难以占到便宜。同时，大刀要求使用者有比较好的武术功底和身体素质，并经过长期练习，才能运用自如，而刺刀拼刺的训练则相对比较简单。此外，大刀对使用者的脚法要求也很高，因为大刀相对带刺刀的步枪来说比较短，短兵破长器，要点在于脚下疾速灵活，因此武术家常有“短见长，脚下忙”的说法。吴殳说：“大刀击实之法则在斫其枪杆，枪杆被斫，不断折必粘住。杆被粘住，则不能闪转颠提，刀更进步，必伤人矣。”但是如果敌方步伐也非常快捷（抗战初期日军的体力和训练水平普遍在中国军队之上），“击实”之法将可能沦入最危险的“拙力”境地，持刀者必败。而且在除肉搏外的其他形式战斗中，大刀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，作为辅助兵器也非常勉强。
由于大刀对抗刺刀时固有的弊端，当时国内有识之士曾对此进行过研究，并试图从改进刀法上来加以克服。这里有几个人不能不提。清代末年，河北盐山县武术家黄林彪从天津纪氏处习得双手刀法，后传于弟子马凤图等。1925年前后，马凤图在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任参议时，将部分双手刀法改编成为简便易学的“破锋八刀”，曾在西北军中进行推广。民国初年，天津人韩慕侠（1877～1954年）创办武馆， 1927年任天津市武术团教官。张学良对韩慕侠“尚武救国”的建议很感兴趣，专门调拨1000名士兵组成武术团，任命韩为总教官。韩慕侠将“八卦形意”变通应用在大刀上，扇、砍、劈、剁、托、错，动作简单实用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天津沦陷后，韩慕侠自断左腕，拒为汉奸所用，其民族气节令人钦佩。李尧臣（1876～1973年），河北冀县人，清末镖师。1931年，29军副军长佟麟阁聘请他为武术总教官，在山西阳泉练兵。李针对原有刀法比较复杂、未经良好训练则很难发挥作用的弊端，结合传统的“六合刀”法，改进创编了一套“无极刀”法，连劈带刺，动作简单有效。以大刀对付敌刺刀时，常用的一招是：出刀时，刀斜向右下方，刀口朝自己，当对方刺刀直刺时，大刀斜向左上方抡动，以刀背磕开敌枪，同时刀锋立即向前劈下，劈、砍连为一体，对手来不及回防，已经身首分离。李尧臣在29军中抽调骨干，由其直接教授，再由他们传给全军。29军大刀队在长城抗战中所使用的正是这一套刀法。
但是，实战毕竟不是武术对练，特别在对付以现代化装备的敌寇时，这些刀法对于提高大刀这种原始兵器战斗力的有效性显然很微弱。
